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总体上呈现放缓的趋势。1~6月，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7.3%，增速比1~5月份回落2.1个百分点，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13.8个百分点。而从各地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湖南、天津、山西等省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

“今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确实有所放缓。”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对此指出了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过去多年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持续保持高位水平，当前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过去相比没有那么强烈了；另一方面，中央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角度出发，对各类项目（包括PPP项目）均加强了合规性校验。“下半年一些合规的项目可能会加快落地进度。所以，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有望保持平稳的态势。”毛盛勇说。

多位专家分析认为，防风险、去杠杆是一场“持久战”。全年基建投资增速可能并未见底，下半年或将持续承压。要优化投资结构，与产业升级和“补短板”逻辑相关的部分新型基建领域，或实现结构性发力。

多地基建投资出现负增长

近年来，中国基建投资增速一直维持在20%左右的高位，远高于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但今年以来增速一路下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6月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7.3%，增速比1~5月份回落2.1个百分点。

从目前已公布的地方数据来看，天津、山西、湖南、江苏等部分省市基建投资增速已经出现负增长的情况。比如天津1~5月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48.6%，湖南省今年前五个月的基建投资增速同比下降了4.6%，降幅比1~4月扩大了4.1个百分点，已连续三个月负增长。其中，湖南省的14个地市中有8个地市基建投资负增长，占比约六成。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对此表示，今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放缓，一方面是和去年的高基数有一些关系，去年基础设施投资一直保持了接近20%的增速；另一方面，近期以来按照三大攻坚战的要求，政府采取了规范清理PPP项目、规范地方举债融资行为等措施。

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受制约

“防风险”是今后3年三大攻坚战之首。宏观分析师赵伟撰文认为，防风险背景下，强调坚决“堵后门”，要求融资行为更加规范，特别是与基建投资息息相关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这也进一步制约了基建投资资金来源。

以湖南省为例来看，关于基建投资下滑的原因，该省统计局发文称主要是受规范清理PPP项目和严控地方债务影响。PPP项目集中的交通运输、市政公用行业投资下滑明显。与之对应的，财政支出收缩明显。湖南省称，针对基础设施投资下滑问题，要全面摸清地方政府债务和PPP项目规模、结构、风险点，系统评估规范清理PPP项目和地方债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不触碰红线、守住底线的前提下探索合规融资渠道和解决办法，避免因资金接续问题产生新的风险。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则认为，控制过多负债也是当前我国基建投资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国家在近期大幅提高轨道交通建设门槛，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轨道交通建设门槛的大幅提高，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地方负债过多，而轨道交通本身则是难以盈利的项目，“未来对于回报率低的项目，就将严加控制。”

国务院办公厅7月13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提出，严格建设申报条件。其中，申报建设地铁的城市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应在3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在3000亿元以上。这两个指标是原有标准的3倍。彭澎说，当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的欠账确实较多，不过由于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在进度上也会有所控制；而像一些人口稠密的发达地区，需求量大，基建的密度仍有加大的需要。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专家陈民认为，全面去杠杆、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导致了无论是地方政府作为发起者，还是投资企业作为实施者，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意愿都出现下降。PPP模式是基建投资的落地方式之一，相对于政府直投等方式而言，企业的回报周期长。陈民分析，当前融资渠道不畅，企业投资意愿下降，使基建投资增速整体下滑。在此背景下，PPP市场活跃度必然也有所下降。

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仍将承压

防风险、去杠杆是一场“持久战”。赵伟分析，在企业杠杆率依然较高、城投平台尚有大量存量债务背景下，信用收缩尚未结束，对经济的影响或将持续显现。在坚决“堵后门”的影响下，全年基建投资可能并未见底，下半年或将持续承压。

陈民认为，基建投资增速下滑是必然的。2017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高达63.17万亿元，基建投资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这很可能是阶段性的最高峰。国家针对下一阶段的城镇化提出的主要目标是产业升级、结构优化，但大规模基建投资的计划并未在列。“我们不应该期望基建投资的持续增长，而应该围绕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来寻求新的投资机会。”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目前中国经济整体上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的高基数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空间和现实条件已经不太允许，在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通过投资优化供给结构。